舊識解讀新知 創(chuàng)新構建體系 ——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總結反思
2023/02/23-15:59
來源：
新聞愛好者
原創(chuàng) 劉博睿 季為民 新聞愛好者雜志 2020-10-20 15:23
【摘要】近幾年，中國重大歷史紀念日頻密，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圍繞關鍵年份的通史梳理，黨的早期宣傳活動回溯，媒介對近代社會的啟蒙、變革等議題進行了重點探討。新史料、新方法的發(fā)掘與運用進一步拓展了學科外延，學術史的梳理也為學科的轉型和發(fā)展描繪出清晰脈絡。結合時代話語，新聞史研究將作為“舊識”的史料，解讀成“新知”。未來，我國新聞傳播史研究要堅持和強化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指導，借鑒不同學科優(yōu)勢，進一步強化學科深度和廣度，借助新知識、新技術、新工具，深入研究史料，提出新觀點、新成果，為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發(fā)揮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關鍵詞】新聞傳播史；研究；多元；創(chuàng)新；學科建設新聞史作為一種“舊識”在不同時代、不同角度的考察和闡釋中以“新知”的形象出現。過去兩年，新聞傳播史研究圍繞節(jié)點年份的通史梳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歷史實踐、媒介對近代社會的反映和影響等方面取得了豐富的新成果。一些傳統議題在新史料、新工具、新方法等驅動下呈現出新的特點，一些新問題和新挑戰(zhàn)也促使研究者們進一步深入思考。就學科發(fā)展而言，呼應時代話語的新聞史研究，扎實錨定了新聞傳播學的學術基礎，為構建新聞傳播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未來，新聞傳播史研究依舊任重而道遠。1980—2020年40年來，新聞傳播史研究熱度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通過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以“新聞史”或“傳播史”或“新聞傳播史”為詞條進行檢索，可以看到，論文數量逐年攀升，在2016年達到頂峰，研究熱度基本得到保持。在此基礎上，新聞傳播史研究在研究路徑和深度上有了進一步發(fā)展，這一趨勢通過近兩年所選文章的關鍵詞對比可以更清晰地體現。為了對近幾年的研究熱點有具體的呈現，本文對近幾年的新聞傳播史文獻進行了檢索分析，得到了一些具象的認識。對比2016年和2017年基本圍繞傳統報刊報人等宏觀議題的分散研究，2018年和2019年新聞傳播史研究的關鍵詞詞頻分布更具層次，主題相對集中，研究重點和關注的議題比較清晰。研究取向上呈現從新聞史向傳播學轉向的趨勢，詞云圈層結構更為清晰，中國新聞史、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黨報等議題成為主要關注點，閱讀、媒介記憶、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也得到了一定的關注，現代化、意識形態(tài)、公共領域、傳播技術、文化機制等多元領域和不同取向的議題的反復出現也說明研究領域更加豐富。在學術關鍵詞的分布格局和具體內容的變化體現出新聞傳播史學在不斷深化對史料的深入解讀的基礎上，進一步向多元方向發(fā)展，新聞史研究和相關學科交叉更加深入，研究內容也與時俱進，更多趨向于反映時代熱點議題和服務與影響新聞實踐。（一）節(jié)點年份梳理，明晰學科發(fā)展脈絡近幾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等重大歷史節(jié)點為研究者們充分梳理和反思中國新聞學的發(fā)展脈絡提供了重要機遇。通過對學科發(fā)展歷程全方位的總結回顧，讓人們對新聞傳播學科的發(fā)展脈絡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對百年的中國新聞學來說，過去的70年波瀾壯闊，成果豐碩。針對這一發(fā)展歷程的總結，學科發(fā)展的視角關注于新聞學從“無學”到“顯學”學科合法性確認歷程，明晰了新聞傳播學的學科譜系和發(fā)展源流。梳理過去70年，新聞傳播學各領域的發(fā)展分析和范式轉型歷程則彰顯出新聞傳播學科與時代緊密聯系的特色。無論以“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為分界，探索從“革命范式”轉向“新聞本體范式”的兩分法，還是集合學科特點思考“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社會史范式”的三分法或者與時代主題緊密呼應，描述歷經探索、恢復、反思和繁榮的不同階段，凸顯著新聞事業(yè)和新聞學研究反映時代變化、與時俱進的重要屬性。改革開放40年的梳理，更關注新聞事業(yè)和新聞傳播學科的話語變遷以及與周邊學科的互動。新技術、新思想為新聞實踐和新聞學研究帶來挑戰(zhàn)，傳播學作為與改革開放同步發(fā)展的學科，也在不斷呼應時代訴求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的發(fā)展。相較于論文關注于范式變化，圍繞這些關鍵節(jié)點梳理的著作側重于全景展示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的發(fā)展圖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編寫的《新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研究70年》，全面梳理了70年來新聞傳播學科各領域的發(fā)展進程、現狀和問題，陸紹陽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四十年》系統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新聞傳播各領域的發(fā)展。在新聞出版、外國新聞史研究等領域同樣涌現出了描繪本領域發(fā)展特征的重要論著。放眼未來，隨著與各類相關學科相互交叉借鑒更加深入，中國新聞傳播學也將在學科建設中逐漸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在國際上擁有自己的學術話語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承擔著新聞實踐和新聞傳播研究的實踐指針、政治導向和研究基礎的重要功能。但也正由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同時具有政治、學術和業(yè)務功能，對它的認識也容易在實踐邏輯上形成“真理制度”，導致相關研究自縛手腳。因此分析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及相關新聞宣傳實踐的發(fā)展歷程，不僅可以幫助研究者們更加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深刻內涵，更能進一步明確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學術底色。馬克思的報刊實踐和“五四”時期早期馬克思主義報刊的實踐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實踐原點。從這里出發(fā)，針對人民報紙、黨性和人民性、群眾路線等重要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含義、功能、價值和意義等方面的解讀，為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理論源流、基本內容，堅持和發(fā)揚中國共產黨在新聞業(yè)務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優(yōu)良傳統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研究和實踐中，進一步為之賦予新聞職業(yè)觀等話語，則為日后的新聞實踐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路徑。對黨的早期宣傳活動的歷程和經驗總結，為明晰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發(fā)展脈絡有著重要作用。作為與黨的革命實踐緊密聯系的宣傳活動，其組織結構、工作原則和宣傳平臺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發(fā)展和完善。黨的宣傳機構從最初的分散活動，到應對革命狀況逐漸形成體系，凸顯出嚴密組織和鐵的紀律在宣傳斗爭中的重要性。通過對黨的機關報沿革的梳理，能夠更加明晰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在宣傳實踐中體現的深刻政治內涵。在報刊和宣傳體系之外，以人為核心，探討中央蘇區(qū)“新聞干部”的列寧主義報刊實踐，也為探索黨報理論和實踐的源流提供了新的線索。在論文之外，《中國共產黨早期新聞史研究》《紅色中華研究》和《中國共產黨早期新聞史史料匯編》等著作也都從更全面的角度描繪了黨的早期新聞宣傳活動的發(fā)展歷程。近代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在通史研究基礎上，超越傳統的報刊研究，圍繞近代以來媒介所反映和推動的社會變革，將現代化、啟蒙與變革的線索貫穿于近代新聞史研究中。百年以來，中國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和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生活始終保持著緊密的聯系。新聞傳播事業(yè)具有最迅速和直接地反映社會生活變化的屬性。不論為了“言事”還是“載道”，現代新聞事業(yè)從傳入中國開始就以“新知”的身份為人們帶來新的事物、思想和文化。伴隨著報刊的引進，新聞、輿論、公共等概念歷經翻譯、引介、本土化轉換和吸收等過程，逐漸融入近代中國的話語體系。平等、自由等文化概念也逐步為人們所知并得到一定程度認同，最終在社會上產生影響，并推動了社會的重大變革。近代媒介與政治制度的對話，折射出舊中國最深刻的變革。在報刊史料基礎上，通過對官員書信、奏折、日記、檔案等史料的進一步考察，可以看到，從打探情報到服務于國家發(fā)展實踐，報刊在悄然走進清代行政體制的同時，也改變著統治階層對社會的認識。與此同時，近代媒介，特別是郵傳電訊事業(yè)的發(fā)展以及與之相伴生的“讀者投書”的出現，甚至改變了清代隱秘封閉的行政體系，一定程度上拆解了地方與中央、皇帝與臣下之間的權力舞臺結構，將神秘的政治舞臺推到了公眾面前，也推動了封建統治的瓦解。這些現代媒介和通信手段既成為歷史的見證者，也作為歷史的一部分，推動了時代的變革。近代以來，現代媒介始終在反映和重塑著人們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認識。新的文化觀念在社會中的不斷傳播、深入和普及，國家經濟和話語中心的遷移，以及報刊將作為新知識、新事物出現的醫(yī)療手段、教育體制、健康觀念、科學話語等內容進行的報道所引發(fā)的討論、思考和憂慮……近代報刊記錄著整個社會對現代化的認知進程，也描繪著不同階層對新事物、新觀念的矛盾心理。而上海作為近代以來中國開放的前沿，更是最深刻地體驗著近現代媒介帶來的改變和沖擊。近代媒介帶來的是對城市的聲音、形象、認知、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tài)的變革，圍繞近代媒介對城市發(fā)展的考察，不僅能看到媒介對社會的影響，更能看到整個社會近代以來的風貌變化。閱讀史作為與現代媒介相伴生的景觀自成一條線索。從激發(fā)口岸文人和開明紳士對世界的認知和想象，到變成大眾了解社會變遷的重要手段，再到民國時期將“讀報”引入社會教育，通過報刊將民眾納入政治生活。閱讀史也成了報刊與讀者共同在場，構建社會圖景的重要部分。（四）新史料、新工具發(fā)掘運用推動學科拓展深度與廣度除了考察以近代化、變革和啟蒙為線索，由媒介反映和推動的社會變化，一些新史料的發(fā)掘和新視角、新工具、新研究方法的應用，在為學科研究帶來創(chuàng)新的同時，助推學術體系的進一步深化發(fā)展。過去兩年的古代新聞史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媒介史傾向。研究對象從古代報刊延伸出來，通過對器物和文字發(fā)展的解讀，從媒介革命的視角解析商周之變到書同文等歷史事件對中國文化的政治格局的重塑。也有通過詩歌、教育、文化、印刷技術等多重視角的分析，對宋代的言論環(huán)境、查禁制度和邸報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進行分析。民國報刊、報人這一經典研究內容因為一些日記、檔案、回憶錄以及個人言論的重新梳理和發(fā)掘找到了新的研究路徑，為研究者進一步深入理解民國報刊和報人，特別是報界和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有了新的依據，也將原本因為史料限制而被邊緣化的人物和事件，重新拉回歷史研究的舞臺中央。結合臺灣方面的檔案材料，從蔣介石的角度考察其與《申報》和史量才的關系，借助中日談判的歷史分析作為報人的張季鸞在國際關系中的獨特作用等都為準確描繪歷史人物形象提供了參考，從周太玄的視角分析新記《大公報》的發(fā)展轉型，借助多元視角分析范長江的言論特征等，都為把握報刊、報人在近代中國的特殊作用提供了新的考察視角。2019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不同于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通史考察，相關研究結合報刊、出版物、動員口號以及當事人的所見所感，從各個側面描繪了新聞傳播在推動“五四”運動、激發(fā)愛國熱情中的作用。在專題研究中，民國報刊管理制度的研究基本圍繞政府管制與新聞界的抗爭兩條線索展開。在政治、法律、利益以及地方勢力等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民國各時期政府都面臨著報刊“屢禁不絕”的局面，而從維護言論自由、保障出版利益的角度，報界也進行著不斷的斗爭和對抗，最終報界和政府在“斗爭—共識—妥協—調和—再斗爭”的循環(huán)中，在復雜的社會背景下艱難地獲取著自由和管制之間的平衡。過去兩年，小報、小報文人以及連環(huán)畫和圖畫新聞的研究頗具新意。介于知識分子和市民群體之間的小報文人，如何讓自己適應新社會，黨的文化干部又怎樣通過官方和私人渠道引導和改造小報文人，體現出的是新舊政權、新舊文化之間的對話和轉變。圖畫新聞和連環(huán)畫則體現出超越文字新聞所獨有的政治和文化意蘊，更加生動地展現了歷史的樣貌，不同時期圖畫新聞和連環(huán)畫的變化，也從側面反映出其服務對象、政治意涵甚至是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的變遷。當代新聞傳播史的研究更注重一定歷史時期某一題材或媒介話語的變化，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更加豐富和獨特。針對不同的問題，借助題材分析、修辭分析、大數據、語料分析以及網絡日志等量化和質化研究手段，從更加宏觀的視角構建起不同的研究體系，為學科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創(chuàng)新路徑，使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借助新的思路和手段，傳統史料研究也在堅守陣地之外，得以深入總結。由方漢奇、王潤澤、郭傳芹主編整理的《民國時期新聞史料四編》的出版，在匯總史料的同時也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宏觀的觀察視野，為在傳統史料研究的基礎上實現創(chuàng)新提供了可能。（五）學術史關注學術話語的轉型、充實和發(fā)展學術史研究更加關注新聞傳播科研、教育和學科發(fā)展方面的變化過程和特定歷史時期的話語轉型。近代學術史方面，對剛剛在中國萌發(fā)的新聞學嘗試本土化改造，為當時的新聞學賦予不同階級所認可的“中國話語”的嘗試值得關注。其間雖然有20世紀30年代由于缺少充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和實踐不足導致“新的新聞學”觀念的失敗，但也有從彼時新聞學論文中看到的西方新聞教育模式和中國國情之間的對話。有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重慶新聞學院”和中國共產黨“青記”針對不同需求和價值取向，在各自實踐領域培養(yǎng)優(yōu)秀新聞人才的成功經驗。這些經驗教訓也為當代培養(yǎng)新聞人才提供了借鑒。當代學術史從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這一經典話題出發(fā)，可以看到盡管二者都作用于媒介，但各自研究取向的差異決定著兩個學科面臨“攏而不和”的現狀。2019年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系）成立90周年，通過對復旦新聞教育和研究發(fā)展歷程、主要成果的考察，回望歷史，為新聞教育和發(fā)展路徑提供了參考。具體考察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發(fā)展歷程，可以看到，新聞傳播學在中國的引介、發(fā)展和轉型，既同媒體生態(tài)的變遷緊密相連，更與不同時期的政治環(huán)境密切相關。傳播學的引入、發(fā)展體現了從革命范式向現代化范式轉型過程中，人們對媒體改革的科學需求，從講學引進到開展實踐，隨著傳播學的觀念、術語和實踐在中國的不斷發(fā)展，在當代也應該重新梳理傳播學的學科體系和發(fā)展脈絡，審視“傳播學主流敘事”和“批判敘事”之間的關系，從歷史的視野出發(fā)，讓傳播學真正為我所用，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學術體系創(chuàng)造可能。傳播思想史方面，在針對傳播學的經典論述之外，更多關注了傳播學產生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及其經典學者的生活軌跡、政治立場、學術活動，這些都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把握傳播學的理論特征。長期以來，中國新聞傳播史學界一直呼吁要在研究范式上有所創(chuàng)新，并借鑒其他可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仡檶W術史的同時，一些新問題、新觀念、新方法的提出以及學科研究、教學和發(fā)展中提出的問題也為學科建設帶來了新的思考?？鐚W科發(fā)展，對媒介考古學、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的不斷交叉，圖畫史、口述史、日記、檔案等材料運用的不斷豐富以及大數據、數據庫、網絡技術、自然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吸收與采用，都使新聞傳播史教學和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拓展。而教材建設、人物評價標準研究視角等方面出現的問題也亟待厘清。而包括《西班牙新聞傳播史》《美國文學新聞史：一種現代敘事形式的興起》《考察日本新聞紀略》等外國新聞傳播史研究成果的出版，也都為探索新聞傳播史研究的自身定位、構建學科話語體系提供了參考和借鑒。全面考察過去兩年的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在論文和論著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研究趨勢上，基本延續(xù)著2007年開展“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體例、視野和方法——中國新聞史研究現狀筆談”后所探索的創(chuàng)新路徑。具體來說，圍繞媒介史敘事，結合多元研究方法的豐富，進一步拓展了新聞傳播史的學科外延，在拓展了研究者視野的同時，也更好地幫助人們全景掌握新聞傳播史的發(fā)展脈絡。圍繞變革、啟蒙和現代性的線索，媒介和社會各因素相互交織，共同反映和推動社會變遷的歷史進程，更加明晰了不同媒介在各自歷史時期的定位。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和具有節(jié)點意義的通史研究則為確認學科底色和明確學科脈絡做出了貢獻。研究創(chuàng)新性進一步增強，學科內卷化問題得到較好的糾正，一些問題的提出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探索和突破方向。但在近幾年的新聞傳播史研究中，一些問題也留待進一步的分析和檢驗。首先，面對文章發(fā)表量下行的趨勢，今后如何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保持研究熱度，值得進一步思考。特別是過去兩年作為特殊節(jié)點，以新中國成立70年和改革開放40年為背景對新聞傳播學歷史進行全面梳理的成果集中涌現，離開了這一特殊的背景，新聞傳播史的研究熱度能否持續(xù)需進一步觀察。其次，近年來中國新聞傳播史的研究中主軸意識不足導致對核心問題的思考有限。結合關鍵詞共現數據，近兩年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成果豐富的的同時，也面臨著主題相對分散，在部分宏觀問題之外缺少明確核心問題，主題之間難以形成有效聯系。這些問題顯示出當前新聞史學界對一些關鍵問題共識不足，對一些基礎性問題難以形成共同觀點，也導致對未來的發(fā)展方向難以有效地分析和預測。基于以上分析，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應在以下方面不斷開拓，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在中國與世界發(fā)展的宏大背景下審視學科定位，尋求新突破。這要求我們在未來進一步加強史料分析，實事求是地展開新聞傳播史通史的研究，不斷創(chuàng)新思路，在中國與世界互動的宏大背景下，更加細致地觀察歷史語境和時代風貌，對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定位、意義有更加清晰的認識。特別是在近年來對黨的早期新聞宣傳活動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發(fā)展歷程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學科基礎建構，擴展對史料的發(fā)掘，用時代背景和發(fā)展趨勢延伸具體史實的分析。呼應時代話語，也要避免陷入“輝格史觀”的泥淖，避免片面化、碎片化的認識干擾，在一些關鍵領域、關鍵問題上進行突破，形成共識，為新聞傳播史的研究推出更多新發(fā)現、新觀點、新成果。在2020年和2021年，隨著列寧誕辰150周年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等重要節(jié)點的到來，期待新聞傳播史學界能夠把握時機，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中出現新的成果。第二，與不同學科、不同范式、不同方法深入交叉，相互借鑒，通過多元觀點的碰撞，拓展學科外延，尋求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堅定馬克思主義對新聞傳播史研究的指導，是為了扎實學科基礎。而學科、范式、方法的拓展則是為了進一步豐富和延伸學科范疇，提升研究水平。過去一年中的不少研究也通過與不同學科范式的緊密聯系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有一些研究由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不夠科學或淺嘗輒止，導致研究成果不盡如人意或存在瑕疵。在未來應當進一步深入、準確地學習和掌握社會學、心理學、知識考古學、媒介考古學的知識觀念，以及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量化分析方法等新技術和研究工具，在開闊眼界的同時，為新聞傳播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時也要注意對新技術新方法的“祛魅”，消解其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真正做到為我所用。第三，重視更多研究方向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完善新聞傳播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設。過往的新聞傳播史研究中，對很多史料的深入挖掘進一步豐富了學界對新聞傳播事業(yè)的認識，但在外國新聞史、殖民地新聞史、傳播思想史、中外交流史等領域的研究仍相對較少。在未來應加強對更多相關領域和相關行業(yè)以及不同視角下的史料研究，探索行業(yè)和學科發(fā)展脈絡，總結得失，以守正創(chuàng)新的精神和更加開闊的視野明確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定位、功能，創(chuàng)造更多優(yōu)秀成果，為中國新聞傳播學和新聞事業(yè)做出更多貢獻，推進中國新聞傳播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發(fā)展。（劉博睿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學與傳播學系2019級博士生；季為民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