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的研究狀況及思考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以下簡稱“早期傳播”），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奠定了思想基礎，是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源頭。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初心，對早期傳播進行全面、客觀、公允的研究，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對于“早期傳播”時間階段的劃分見仁見智，本文以1918 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發(fā)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 的勝利》兩篇文章的時間為上限，以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后產(chǎn)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個理論成果——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思想為下限。1918年11月至1927年7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呈現(xiàn)出階段性特征，經(jīng)歷了三個印記清晰的階段。

（一）自發(fā)、自覺傳播階段

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我國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yōu)榫哂谐醪焦伯a(chǎn)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成為早期傳播的主力軍。李大釗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他發(fā)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 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與楊匏安發(fā)表的《馬克斯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李漢俊、李達等發(fā)表的《怎樣進化》《什么叫社會主義》等文章，形成了早期傳播春潮涌動的局面。

國民黨人是早期傳播的重要力量。孫中山、朱執(zhí)信、馮自由、戴季陶、胡漢民、林云陔等相繼在《星期評論》《建設》《民國日報》上發(fā)表翻譯一批文章，如《馬克期傳》《從經(jīng)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觀批評討比評》《階級斗爭之研究》等，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其他進步人士也加入早期傳播隊伍，比如，邵飄萍、陳溥賢、張西曼、陳豹隱（陳啟修）、俞頌華、趙必振、費覺天、胡南湖 ( 鄂公）、熊得山、成舍我等。

  在這三種類型進步知識分子的“合力”下，形成了早期傳播的第一個高潮?！耙荒暌詠?，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云涌了。報章雜志底上，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今譯布爾什維克主義）；這里是闡明社會主義底理論，那里是敘述勞動運動底歷史，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仿佛有‘雄雞一鳴天下曉’的情景”。

（二）有組織傳播階段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在共產(chǎn)國際指導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有計劃、有組織的傳播。1920年6月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組織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誕生。它作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成立黨的出版機構——新青年社，并將《新青年》雜志確定為黨的機關刊物。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號出版，成為開始有組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標志。

有意思的是，從著作史的角度看，《共產(chǎn)黨宣言》是由自發(fā)自覺傳播到有組織傳播階段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第一個《共產(chǎn)黨宣言》中譯本是由戴季陶委托浙江留日學生陳望道翻譯，并提供日文譯本，擬在《星期評論》上發(fā)表。陳氏譯好后于1920年5月底或6月初，從家鄉(xiāng)義烏趕到上海，但此時《星期評論》正要停刊，不久戴季陶離開了上海。陳氏于6月28日將譯稿交給陳獨秀，由陳獨秀、李漢俊校對后，由黨的第一家出版社——社會主義研究社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于1920年8月出版。這樣《共產(chǎn)黨宣言》的翻譯是在自發(fā)階段完成，而出版是在有組織傳播階段完成的。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開展了一系列與馬克思主義傳播緊密相關的工作。在共產(chǎn)國際的經(jīng)濟支持下，黨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路7號（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建立了黨的第一家印刷廠——又新印刷廠，負責出版印刷黨的雜志和馬克思主義書籍。在上海（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辦起具有黨校性質的上海外國語學社，組織革命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向蘇俄輸送革命骨干?！缎虑嗄辍贰秳趧咏纭贰豆伯a(chǎn)黨》《前驅》與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機構，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通過“叢書”形式，有計劃出版馬克思主義的圖書，主要有“新時代叢書”“經(jīng)濟叢書”等。“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出版了《共產(chǎn)黨宣言》等3種?！靶虑嗄陞矔背霭媪恕渡鐣髁x史》《階級爭斗》等8種。1921年7月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該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計劃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叢書”14種，“其他”9種。在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早期傳播在中國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初步結合階段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之初，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開始。但真正有意義的結合則始于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此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成果集中體現(xiàn)在中共一大制定的文獻上。中共一大制定的第一個綱領是“推翻資本家階級”，“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建立“無產(chǎn)階級專政”。這是基于當時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判斷為資本主義社會，從而提出在中國進行無產(chǎn)階級革命。顯然這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表明最初的結合是不成功的。一年后，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列寧東方革命理論的指導下，正確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前進行的革命是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而非社會革命。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國革命先進行民主革命，革命勝利后再進行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戰(zhàn)略。因而中共二大成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開端。中共二大及之后制定的《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中國共產(chǎn)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湖南農(nóng)民革命（一）》《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等一批著述，產(chǎn)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思想，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結晶。

以上三個階段具有邏輯的連貫性，前一階段是后一階段的邏輯起點，后一階段是前一階段質的跨越，清晰地記錄了早期傳播由自發(fā)傳播到自覺傳播，再到馬克思主義早期中國化的歷史演繹。

早期傳播史研究涉及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及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等多個研究領域，是一門顯學，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史料發(fā)掘出版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和生命線。經(jīng)過數(shù)十年來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出版了大量資料性圖書。2015年，湘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藏：進步期刊總匯（1915—1949）》系統(tǒng)整理、影印了1915年至1949年間近代革命、進步期刊151種，共計428冊3億余字，其中多數(shù)刊物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公開出版，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料長編（1917-1927）》，內(nèi)容近300萬字，是迄今為止早期傳播史料輯錄最豐富、最厚重的資料書?！恶R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選集（1920—1927）》，收錄早期傳播著作文本95部，著名黨史專家石仲泉贊譽“此選集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紅色歷史文獻的精華集萃，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研究領域，是一項具有開創(chuàng)性、基礎性、系統(tǒng)性、時代性的重要成果，很有學術價值?！贝送?，早期傳播的重要人物如李大釗、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楊匏安、瞿秋白、毛澤東等均出版了全集、文集、選集等，他們有關早期傳播的文章基本收齊。

（二）重要記載和研究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中共創(chuàng)建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和中國近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等領域的著作均辟有專章（節(jié)）記載和研究“早期傳播”。如《偉大的開端》《五四運動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橫空出世——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歷史進程和基本經(jīng)驗》《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叢》等均辟有專章，把早期傳播作為重要的研究內(nèi)容。

（三）研究專著不斷面世

  1963年丁守和、殷敘彝合著的《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早期傳播研究的開山之作。2012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體現(xiàn)了當代該領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談敏的《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和《1917—1919：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啟蒙》，是我國唯一研究1896—1919年間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在我國傳播的專著，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上驳氖?，一批博士擔任了研究的主力軍，出版了一批專著：《傳播與選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1899—1921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與啟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語境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探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及其話語體系的初步建構》《文化視域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與發(fā)展》等。

  早期傳播成績顯著，為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但應該指出，目前的研究成果，離全面客觀公允還原這段輝煌歷史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需要學界同仁繼續(xù)作艱苦的努力。

（一）史料要深度發(fā)掘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與前提，沒有史料就無所謂歷史研究。事實上，目前有關早期傳播的史料只出版了一小部分，需要國家有關方面組織大專院校、社科機構，有計劃、系統(tǒng)的分工合作，進行挖掘、整理、編纂和出版。早期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文本是早期傳播的物質見證，是最主要的紙質載體。把外文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翻譯成中文，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文本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精華集中、系統(tǒng)、完整地體現(xiàn)在著作文本上，也就是說通過對著作文本的整理、研究，基本上可以掌握早期傳播的內(nèi)容、特點、階段與價值等。然而迄今為止，著作文本研究還多是個案研究，著作文本整體性的發(fā)掘、整理與研究并沒有展開。比如對《共產(chǎn)黨宣言》《資本論》的研究比較成熟，但這只是個案研究，不能代替整體研究。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學界對 1920—1927 年究竟有多少著作中文本都不知道，這個最基本問題都沒有搞清楚，遑論整體性研究。

經(jīng)過三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知早期傳播文本有近200本，大體分三個方面：

1.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jīng)典著作文本。學界除了對《共產(chǎn)黨宣言》有專題研究外（仍沒有比較研究），其他則缺乏研究。如與《共產(chǎn)黨宣言》中譯本同月（8月）出版的還有恩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今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此書是馬克思主義重要經(jīng)典著作，被馬克思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之作。李大釗將之與《共產(chǎn)黨宣言》《資本論》一起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圣書”，然而還未見有研究成果。

2.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本。早期傳播中最大的特點就是馬克思主義主要通過詮釋本進行傳播的。詮釋本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外政治家、理論家、學者的詮釋本。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有《馬格斯資本論入門》《馬克思經(jīng)濟學說》《社會主義史》《唯物史觀解說》《階級爭斗》《共產(chǎn)主義的ABC》《列寧主義概論》等80余種。這部分詮釋本水平比較高，構成詮釋本的主體，其中《階級爭斗》《社會主義史》《共產(chǎn)主義的ABC》《列寧主義概論》影響很大，與《共產(chǎn)黨宣言》一樣是推動包括毛澤東在內(nèi)的中國重要革命者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文本。《列寧主義概論》（即《列寧主義基礎》）自延安整風以來，長期是中共干部必讀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另一部分是國內(nèi)政治家、理論家、學者的詮釋本。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有《社會科學講義》《唯物史觀淺釋》《社會進化論》《馬克思主義淺說》《帝國主義淺說》《唯物的人生觀》等40余種。1925年《馬克思主義淺說》出版，一時洛陽紙貴，10個月就印了9版，各地黨團組織將它列為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必讀的著作之一。

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作。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初，就十分明確傳播的目的是為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瞿秋白強調：“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初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之始，盡管一開始有些照搬和教條主義，但很快就走上了正軌。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作文本忠實地記載了這個歷史軌跡，代表性的著作有30多部，《社會主義討論集》《中國共產(chǎn)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等一再印刷，成為政治暢銷書。黨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制定的文獻，集中彰顯了中國共產(chǎn)黨集體探索國民革命的成果，體現(xiàn)了黨在創(chuàng)建和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最高水平。但遺憾的是，迄今還沒有人將這些黨的文獻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研究對象，而是把重點放在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具體人物研究上。

（二）加強傳播渠道研究

渠道是傳播信息的途徑，主要有傳媒渠道和地域渠道。沒有這兩個渠道就無所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應該指出，這兩個渠道的研究在我國還處在初始階段，傳媒渠道的個案研究不少，但作為整體性研究尚待展開。

我國學界公認馬克思主義的來源有日本、蘇俄、西歐三個渠道，其中關于日本渠道的研究成果最大。在上世紀80-90年代，我國學者作了一些研究。但這方面不如日本學者，他們在語言、資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研究比我國學者深，但同樣整體性研究也未開展。我國學者懂日文的不多，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也多半利用二手資料，很難有所創(chuàng)新。李愛軍博士獲得國家社科一般項目——《日本渠道馬克思主義文獻的漢譯、傳播和接受研究》，推動了這一研究。

中國共產(chǎn)黨與共產(chǎn)國際取得聯(lián)系后，蘇俄渠道就成了傳播地域的主渠道，很可惜學界對此至今還沒有展開實質性的研究，以致許多情況還是謎團。比如《共產(chǎn)主義的ABC》《列寧主義概論》，在大革命時期是列寧主義傳播的主要經(jīng)典著作之一，在我國影響巨大。前者被列寧稱為“極有價值的書”，中譯本印刷達到4.5萬冊；后者公認是論列寧主義“最正確最得體的書”，“中國國民革命的人必須要讀的書”。但是，它們通過什么渠道到中國，中文譯者是誰？這樣的基本問題還沒人研究。西歐渠道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日本著名中共黨史學者石川禎浩提出馬克思主義來源的美國渠道。有學者認為美國渠道實際上是蘇俄渠道在美國的體現(xiàn)。湖北大學楊榮博士為此到美國伯克利分校作訪問學者，完成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專任項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渠道研究”。她指出：“首先，美國渠道是客觀存在的，對其深入研究，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內(nèi)容提供更豐富的史料，對初期傳播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其次，研究的范圍還要擴大。事實上美國渠道并非從翻譯《Soviet Russia》始，美國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早已‘詳細討論’，左翼人士、社會主義者以及反馬克思主義者發(fā)表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就‘非常之多’。《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Socialism in Thought and Action）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本。該書就是美國“各校社會主義社”秘書列德萊所著，1919年在美國出版的，中文本李季翻譯，由商務印書館發(fā)行。因此研究的視野，不僅在進步的雜志，還要注意美國左翼、社會主義的出版社等。事實上日本社會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常識，很多是通過英文獲得的，英文版的書報有些是美國傳播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的馬克思主義有些也是通過美國渠道獲得，這方面尚未引起學人注意?！?/span>

（三）改進研究方法，全面客觀公允地還原和研究早期傳播史

唯物史觀不僅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指南，也是研究歷史的科學方法。但毋庸諱言，在早期傳播研究方面存在違背唯物史觀的現(xiàn)象和做法，以致阻礙了還原歷史真相和深入研究歷史。一定要克服這些現(xiàn)象。

一是防止“以論代史”。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不是深入歷史環(huán)境，而是按照現(xiàn)有的結論去套，結果有些論述離歷史真相越來越遠。比如，以前的說法是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西方資本主義無暇東顧之機，得到空前發(fā)展。事實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真正發(fā)展的黃金時代是19世紀20-30年代。又如，傳統(tǒng)觀點認為五四運動是工人階級成為自覺階級的標志，此結論在上海有史料依據(jù)，但在武漢等地則不成立，因為武漢地區(qū)的工人階級并沒有為五四運動舉行罷工。

二是防止以人物的政治地位來評價歷史。評價人物不是回到歷史現(xiàn)場，而是以人物后來的政治地位來評價歷史。最典型的就是對陳獨秀的評價。對早期傳播史、中共創(chuàng)建史、大革命史的研究，如果不把陳獨秀放在第一位，那么這段歷史就無法還原。長期以來，陳獨秀被扣上“不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雖然有兩頂帽子被摘掉了，但與李大釗、毛澤東的評價上仍是兩個標準，對他過于嚴苛了。

三是防止有選擇性地利用史料。有些重要的史料已經(jīng)發(fā)掘出來了，但由于種種原因，對這些史料視而不見，勢必導致忽略許多重要史實。最典型的就是對《共產(chǎn)主義與智識階級》的研究。此文在早期傳播、中共創(chuàng)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發(fā)表于1921年6月，公開主張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顯而易見是為7月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制造輿論，其論述體現(xiàn)了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水平。此書早在1991年出版的《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全文刊出，2016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料長編》重新校對出版。但很遺憾，除拙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外，至今在其他黨史、傳播史里沒有它的蹤影，究其原因是作者田誠生平不詳而不選擇之。

（田子渝，湖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